截至2月22日，全国共有15个城市和一个省出台了房产限购措施，而这一数据距规定的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相差甚远。另外，根据规定，2月中旬前必须出台“限购令”。因此，这就意味着全国大部分城市未按规定期限出台限购措施。（2月23日《新京报》）

　　当我们正准备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限购令如何和户籍脱钩、抑制炒房投机的时候，相关媒体抛出了这样的数据，全国4个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26个省会级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城市，目前只有15个城市出台限购令。这一数字弄得很多人郁闷纠结，一是指望限购令这剂猛药给房价退烧、预购栖身之所的主儿，二是发了狠劲、使了大力、紧盯成效的决策人。

　　其实，在限购令问题上爽约的城市，如此沉着冷静、如此我自岿然，深度追问起来，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土地财政的需求，追求GDP的职能冲动，使地方城府不想、不愿对楼市“痛下杀手”，磨磨蹭蹭着能拖则拖，能打折扣就打折扣。二是光打雷不下雨的、名不副实的“严厉问责”之类的狠话说多了，美好的震慑力自然随之贬值，对“问责”一贯地低看三分，使地方政府敢于甩开膀子和政策制定者博弈。

　　但除此外，限购令爽约城市“爽”得这般顺风顺水、心安理得，恐怕还不能忽略两个“历史悠久”的事实，一者，由房地产行业、行业主管部门、房产协会组织、专家学者等组成的房产利益集团已然形成，撼动起来困难重重，其壮大并扭曲决策及其执行的能量可谓超强——利益集团掣肘，多方力量阻挠，不少智囊献策，使得在此次打压楼市的风暴中，许多地方政府对限购令“集体失语”。

　　二者，“新国八条”中措辞模糊的“房价过高、上涨过快城市”，也为“限购令”的全面开花，设置了障碍。何为房价过高、上涨过快？从政策层面上没有个统一的标准，而这样的城市名单于公众而言也是一头雾水。据说，住建部早就将“入围”名单确定，并且拟定的城市名单还在“扩容”，但它们是谁？宛若天机、不得而知。

　　卖地财政的诱惑、问责机制的阙如、房产利益集团的盘根错节、限购标准的不明及名单隐晦，使得地方政府既做不出限购的理性姿态，又拎不清对楼市调控的头绪，于是，天长日久地放大着一个事实判断：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的楼市“核武器”推出，越来越给了一些地方政府搔首弄姿、怪招频出的“撒娇”手段，比如，扛着市场大旗，大声疾呼抵制来自行政意志的“不合理干预”、拒不执行房产政策等——“国四条”如此，“国十条”如此，如今的限购令还是如此。

　　地方政府是控制房价任务的主力，其所作所为理应是人民利益的体现。那么，在楼市调控时期，不仅在保障房建设等方面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应在落实国家“限购”政策上，当有与其地位、职责相匹配的表现。天见犹怜的“限购令爽约”，但愿是一些地方政府又一次不太幽默的撒娇，哼唧哼唧到此为止，否则，这么磨叽下去，谁知道会不会让孕育成长的“楼市调控”再次流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