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上旬，《南方周末》与《中国青年报》先后以大篇幅报道了红卫兵申小珂、胡滨时隔44年，向当年间接伤害过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党总支书记程璧投书致歉的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

　　《中国青年报》11月11日刊发冰点时评《红卫兵的忏悔是公民良心自救运动》表示：“在‘多数人犯罪’的情况下，法律变得相对无能为力，无法去追究和审判整个民族。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通过个案的忏悔，去反思怎样对待自己罪孽的过去，怎样承担自己必须承担的道义和良心责任。”

　　11月13日，专栏作家陶东风在《北京青年报》发表《关于记忆、遗忘、道歉与宽恕的思考》指出：“我们还没有健康的、制度化的反思文化、道歉文化、忏悔文化和宽恕文化。这种回避历史的态度，不但无助于个人心理健康的恢复，不但施害者无法从自己的愧疚感、罪孽感中解脱，受害者也无法从自己的某种‘受虐狂想症’中解脱。”

　　《东方早报》11月8日以《红卫兵道歉的可贵之处》为题指出：“促使他们这么做的唯一理由，只是响应心灵的吁求，安顿良知的焦灼———可贵，也正在此。”

　　随后，《中国青年报》11月16日又在《红卫兵忏悔的可行性路径》中说：“首先，必须反思和清理当下精神生态中对‘道德完人’的幻想，以及充满悖论的道德标准；其次，应该营造一个鼓励和接纳真诚忏悔的社会氛围，公立文化机构在强化公众历史观念和记忆的过程中应更有作为；此外，要尽可能保存‘文革’记忆，向公众提供历史教育；最后，应该多策略地鼓励不同形式和层面的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