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1日，刘世奎在西安市东羊市小学三年级二班开家长会时，因对其子扬扬（化名）在学校表现不满，即在教室对孩子拳打脚踢，当晚23时许，扬扬死亡。近日开庭审理时，因自己也有个和扬扬同名的儿子,连书记员也流下眼泪。（2010年11月19日《华商报》）

　　感同身受，相信任何人都难以直面这样的新闻。事实上，梳理和总结类似事件的发生原因，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让人错愕和感慨。

　　据报道，刘世奎是某商场的电工，离异，为了教育孩子，其惩罚手法触目惊心不寒而栗：不按要求完成作业，就用皮带、桌椅打；儿子学别人跛脚走路，他就用尖东西扎儿子脚趾。对于这一切，悔恨莫及的刘世奎在法庭上表示，是为了孩子好，因为他已经为孩子设计好了美好的未来。如果稍稍偏离了轨道，体罚就变成了修正孩子行为的基本方式。

　　其实，类似刘世奎这样用体罚甚至家庭暴力来教育孩子的家长不在少数。就在此案发生后一周，西安一对夫妇因怀疑孩子偷钱，将其打死；今年4月3日，广东一名家长因孩子不愿上补习班被打死，同年3月，浙江一名3岁女童因背不会古诗被打死。如刘世奎一样，这些家长在无比懊悔和痛苦之时，都表示是为了孩子好，“让孩子有个好的前程”。

　　在这几起悲剧中，均可发现父母往孩子身上转嫁“生活压力”的痕迹。如刘世奎一样，这几个家长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收入微薄，他们最大的期望，便是孩子成才，当孩子稍有不符合他们愿望时，迎接孩子们的就是简单、粗暴的家教方式。有问题的与其说是他们的教育方式，不如说是浸淫在他们身上的底层焦虑症。

　　底层生活困苦和艰难的不易使他们往往有超过常人的对后代子女的高期望值，这种高期望值一旦不能实现，其带来的挫败和失望感往往会导致他们极端行为的产生。

　　问题是，宣传和提倡好的教育方法，对家长的一些体罚行为提出警示和批评，固然可以减少某些家长极端教育方式的出现，但如果社会不能提供自由、平等、合理的向上流动方式，底层改变命运的方式和机会渐趋凝固和板结，这种焦虑症就会越来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世奎打死孩子的极端事例，岂止是一堂家庭教育方式的反思课，更是敲响了底层权利羸弱和群体焦虑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