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农业通史编委、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多次参加中央和省农业、农村政策文件起草工作。
主持人：本报记者 郑秀满
嘉宾：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江惠生
世界银行最新出版的报告《缩小差距，促进平等，实现广东经济的共享增长》，以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先驱省份——广东省为研究重点。研究报告中提出的许多建议非常中肯。为深化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和消除农村贫困，广东省一直在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政策研究也是其中之一。我们现在请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江惠生谈谈他从事农村政策研究的体会。
主持人：我们知道，广东省农村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对于广东省“三农”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做出了许多的贡献。请介绍一下中心的创建、职能及其研究成果。
江惠生：2005年1月，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在省委关心下正式挂牌成立。中心的主要职能是，整合省内高校、科研机构和党政机关涉农部门的农村政策研究资源，组织开展“三农”政策研究、专项调研及中长期课题研究；开展对农村改革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调查研究，为省委、省政府制定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三农”政策以及省人大制定涉农地方性法规等提供科学依据等。
中心成立6年来，除完成多篇论文、调研报告外，每年还举办一次大型研讨会，如2007年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研讨会，2008年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研讨会；每年出版一本论文集，如《广东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广东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研究》，《广东农村改革发展史论》等；每年向省里递交一份以上有关政策建议的报告。有关研究成果、政策建议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重视和批示。
主持人：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在30年之后的今天，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探讨下一步发展思路，不仅对广东的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全国也会有积极的影响。今后，“中心”如何在众多的“三农”研究机构中办出自己的特色呢？
江惠生：省里明确要求“中心”的职能就是为省委、省政府制定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和“三农”政策服务，这也就是我们“中心”的特色。比如，我们关于土地制度创新的调研研究。
我认为我们“中心”的定位决定了我们与“学院派”的农村研究虽有某些共同点，但更多的是不同点。我们不是学术机构，不是纯学术研究，我们研究的目的在于“政策”，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政策，或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乃至提出法规法律调整的意见。
“中心”要办出特色，“中心”研究人员必须深入基层，深入农村，必须以服务“三农”为己任。
主持人：省委为什么把“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设在华南农大？我看到在美丽的华农大校园，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独立的教学大楼，除了还没有医学院外，所有综合性大学的学科基本设立了。您是怎么想起农业大学也要办多学科综合性大学的？
江惠生：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设在华南农大，主要是要依托这所大学多学科的“三农”研究力量，相对独立地进行研究。至于为何要办综合性大学等问题，这与我们的办学理念有关。当然，也与我个人的体会认识有关。我自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就读于农村小学。我的哥哥学习成绩很好，但因为家里无力负担我们两个人的学习费用，他没能读大学。我们初中同级200多名同学只有我一个人上了大学（1965年考入武汉大学）。正因为自己是“两百人里出一人”的大学生，所以我下决心，一定要读好书，不然对不起师兄弟姐妹，对不起父老乡亲。我认为，一个农民家庭再困难，也要想办法至少让一个子女上大学，为国家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就可以彻底脱贫，改变命运，共同完成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人口向二三产业和城市的战略转移。这是农业农村及整个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必由之路、必然结果。
主持人：请您以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角度，谈谈广东是如何缩小南北和东西地区差距的？
江惠生：广东在许多方面走在全国前面，但有些方面差距还是有的，比如地区间的贫富差距。缩小地区差距，其实也不复杂，就是尽快地、大力地支持帮助那些落后地区搞好基础建设，合理进行产业布局等等。
比如教育方面的差距，广东经济总量全国第一，但大学毛入学率只相当于全国大学毛入学率的平均水平即26%左右。这也是华农大扩招的原因之一。
主持人：您对“中心”的未来有怎样的设计和期望？对已经和将来有幸进入“中心”从事农村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大学生研究生们有何期望，换句话说，就是您认为要做一名称职进而优秀的研究人员、为党委政府制定农村政策服好务，能为“三农”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应具备哪些基本条件？
江惠生：“中心”人员要称职，要干出成绩，当前尤其要注意深入实际，到农村基层去调查研究。我的体会是，。不管你学历、学位多高，都必须认识农村，熟悉农村情况，才能搞好农村政策研究。光从书本上、网络上看看论文材料，而不愿下苦功夫深入基层，得不到活生生的实际材料，是搞不出名堂的。从理论水平来说，也有一个继续提高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