蔬菜价格的波动联系着千家万户的餐桌。春节黄金周期间，全国蔬菜价格出现了下降，但节前连续几周的上涨，再次显示了菜价高位运行的态势。《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陕西、四川、北京等地调查发现，生产成本高、流通成本高、大中城市蔬菜自给能力低，使菜价上涨的趋势明显，调控菜价还需多管齐下。
城市建设挤占了大量近郊菜地
在北京，十多年前三环路内外到处是菜田，朝阳、海淀、丰台曾是北京主要蔬菜生产基地，蔬菜种植面积达16万多亩，而今，这3个区的蔬菜面积已锐减到不足3万亩，产量占全市自产蔬菜量的比重，已由原来的“半壁江山”降到不足5%。
“我家里4口人，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买一个星期的菜，100元就够了。而现在差不多得130元。”在西安市中心的光辉巷菜市场，附近居民刘建琴说，“菠菜、油麦菜、蒜薹、蘑菇，一年前每斤5元左右，现在差不多都6元了，土豆、萝卜、白菜价也涨了不少。真担心今年菜价再涨这么快！”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前，全国36个大中城市蔬菜价格连续六周环比上涨，其中1月24日至30日，1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较前一周上涨6.1%。到春节黄金周期间，1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才比前一周下降了4.5%。在陕西省，春节期间蔬菜价格上涨明显，物价部门监测的23种蔬菜中有21种价格上涨。
去年11月至12月一度趋稳的蔬菜价格，今年初以来再度走高，既有节日消费旺季的正常因素，也受到低温冰冻天气的影响，让人们担心蔬菜价格继续上涨。
在西安市一些蔬菜种植基地，蔬菜地头批发价总体上也在上涨。灞桥区新合街道办余家村以种植西红柿为主，菜农余瑞祥说：“去年10月，这里的西红柿地头批发价达到每市斤2元左右，比2009年高出近一倍。”
大中城市蔬菜消费需求增长，而自给能力降低，是菜价上涨的重要原因。陕西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建康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蔬菜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大中城市“菜篮子”建设弱化，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挤占了大量近郊菜地，而新的菜地建设跟不上，加剧了蔬菜供应“全国大流通”的趋势，无形中提高了蔬菜成本，特别是不耐储藏蔬菜的供应成本。
在北京，十多年前三环路内外到处是菜田，朝阳、海淀、丰台曾是北京主要蔬菜生产基地，蔬菜种植面积达16万多亩，而今，这3个区的蔬菜面积已锐减到不足3万亩，产量占全市自产蔬菜量的比重，已由原来的“半壁江山”降到不足5%。
在西安，从1999年到2009年，近郊3个区灞桥、未央、雁塔蔬菜面积逐步萎缩，从33.7万亩降到12.5万亩，这3个区占全市蔬菜的比重，面积从56%降到13%，产量从61%降到17%。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蔬菜消费量逐步上涨，而且一年四季对各类蔬菜都有需求，当地供应根本满足不了需求。”西安市胡家庙批发市场部门经理景慧生说，“我们这个市场的蔬菜有80多种，陕西省内产区只能供应其中30多种。”在北京，现在冬季可以买到新鲜的西红柿、黄瓜、西芹、生菜、柿子椒、荷兰豆、小樱桃、萝卜等数十种细菜，主要来自埠外。
新修一个温室大棚多花近两万块
在供需矛盾总体不明显的情况下，蔬菜价格去年出现明显上涨，基础原因是蔬菜生产的劳动力成本、生产资料成本都在大幅上涨。
据农业部门数据，从上世纪80年代实施菜篮子工程以来，我国蔬菜产业得到长足发展。2009年我国蔬菜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世界的43%和49%，均居世界第一，人均占有量440多公斤，超出世界平均水平200多公斤。
成都市商务局局长郭启舟、西安市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张贵生分析说，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每年蔬菜的生产供应可以满足需求，甚至时常供大于求。在供需矛盾总体不明显的情况下，蔬菜价格去年出现明显上涨，基础原因是蔬菜生产的劳动力成本、生产资料成本都在大幅上涨。
西安市高陵县通远镇火箭村菜农李建政说“新修一个80米长的日光温室大棚，需要的雇工工资、水泥骨架、钢丝、草帘等成本，5年前只需要1.2万元，现在则需要3万多元。”
西安市灞桥区新合街道办余家村菜农余和平给《经济参考报》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说：“近两年，鸡粪价格从每立方米100元涨到150元，50公斤复合肥的价格从110元涨到150元，薄膜从每公斤12元涨到16元，草帘从每捆23元涨到43元，工资、农药等都在上涨，算下来，种植一棚西红柿的投入从4000元左右提高到了6000元左右。”
流通高成本为菜价上涨“火上浇油”
业内专家分析，蔬菜流通成本对蔬菜价格的影响很大，目前蔬菜种植经营的利润中，大约50%都被最后的零售环节给“切走”，批发环节占到了15%左右，生产环节则是35%。
《经济参考报》记者春节前采访发现，西安市大型蔬菜批发市场的菠菜、小青菜、油麦菜等叶菜的价格在每市斤1元至1.5元之间，但市中心蔬菜零售市场的价格达到5元左右。一些蔬菜经销商认为，这反映了目前蔬菜流通中的一种怪现象：流通环节的成本占到了整个菜价的1/3到2/3，有时候甚至达到90%。
西安新桥农产品交易市场顾问郭俊杰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特别是对反季节蔬菜需求的增长，蔬菜生产和供应逐渐从本地供应为主，变为全国性的“大流通”供应。如此一来，蔬菜从农民地头销售，到两级批发，再到终端零售，要经过4次以上的装卸，还要经过长途运输，在此过程中，腐败、蒸发、散落的蔬菜损耗平均在30%左右，使蔬菜供需调控难度增大。
去年，我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油价提高，都直接造成蔬菜运输、装卸成本的提高，势必使菜价提高。西安恒绿科技发展公司经理赵宝成说：“我们从云南采购一车20吨的蔬菜运到西安，2009年下半年的运费是5000元左右，2010年下半年达到8000元左右。”
城市建设管理中，蔬菜流通网点的萎缩、市场体系建设的滞后也造成蔬菜流通成本过高。在西安市，农贸市场由前几年创建全国卫生城市之前的400多家减少到不足300家。西安市中心新民街一带的居民反映，十年来，因为城市建设的规范，附近菜市场几经调整，目前市场蔬菜零售面积缩小了一半多，经营户从几十家减少到了十几家“卖菜的少了，价能不高吗？”
应保障蔬菜种植基地面积的“底线”
北京一些蔬菜经营企业负责人认为，北京是农产品依靠外援的典型城市，用行政手段干预价格可能在短期内达到降价效果，不过一旦各地输送量减少，价格可能再度过快上涨，形成恶性循环。提高城市农产品自给率、可控率和储备调控率，对保证价格平稳更为实用。
一些基层干部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城市“菜篮子”应主要依靠优势产区的生产来保障，并进一步完善市场流通体系，但与此同时应保障销区蔬菜种植基地面积的“底线”，注意保证叶菜等不易保存蔬菜的销区种植。
西安市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张贵生说，扩大优势产区生产能力是蔬菜生产供应的必然趋势，但这并不等于说大中城市不需要下力气进行蔬菜自给能力建设。当前大中城市消费者对蔬菜品种要求多样，一年四季对各类蔬菜都有需求，销区自给能力建设尽管不可能完全满足当地需求，却是稳定当地蔬菜供给的一大基础。
近年来，西安市规划建设了西安至阎良高速公路沿线果蔬菜产业带，沿渭河无公害蔬菜产业带，秦岭北麓瓜菜产业带，形成了高陵、户县、临潼、阎良、长安等远郊蔬菜生产基地。2009年西安市蔬菜种植面积达到了95万亩，总产量242万吨。按西安900万人口，每天人均消费0.5公斤蔬菜计算，加上储存消耗，每年的蔬菜消费量197万吨。这样算下来，去年西安蔬菜的自给率达到了130%。近几年来，西安蔬菜供应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与此关系很大。
北京市农委副主任陈涛说，北京市计划逐步建立菜田最低保有量制度，近期已组织专家依据“菜篮子”工程建设目标、各区县基本农田数量和现有蔬菜生产规模，对北京菜田面积的最低保有量进行科学论证，最终将确定一条菜田面积的“底线”。
我国城市“菜篮子”供应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菜篮子”内涵上与当年已有很大区别，不再仅仅是市郊种菜用以保障本市城镇居民需求，而变为依靠蔬菜基地大规模生产以及区域性和跨区域的市场流通来保障蔬菜供应。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受城市化进程加快、百姓蔬菜消费要求提高、蔬菜产销市场化发展等因素影响，我国蔬菜供应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种植区域向远郊扩散、种植结构向专业化发展、日常蔬菜供应保障主要依靠全国市场流通等新特点。
菜地已变成如火如荼的建设工地
城市化带来的土地级差已成为征用原城郊菜地的重要动力，出现“不可逆”的发展趋势。
1988年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以来，我国许多大中城市在市郊开辟蔬菜种植基地，为解决本地蔬菜供应起到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前的不少城郊菜地被征用，蔬菜种植面积逐步减少。
在广西南宁，近年来随着城市开发建设步伐加快，近郊常年高产蔬菜基地被征用和占用面积达80%以上，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发展。按照南宁市区200万消费人口计算，近郊常年菜地应保持在8万亩以上，才能保证市区蔬菜供应的平衡，但目前南宁市近郊常年菜地只有1万亩左右。
另一些大城市的蔬菜种植面积保持不变或有所增加，但种植区域逐步转向更远的郊区县。西安市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张贵生介绍，与1980年相比，目前西安市人口大约翻了一番，但蔬菜种植面积是原来的4倍，蔬菜总产量是原来的6倍，只不过种植区域不断向远郊区扩散。
城市化带来的土地级差已成为征用原城郊菜地的重要动力，出现“不可逆”的发展趋势。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办香王村，从1995年到2005年，1000多亩耕地基本都种植蔬菜，主要供应西安城区。2005年以来，由于西安地铁纺织城站建设、西安市经济适用房建设，目前所有耕地已被征用。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在香王村看到，原先的菜地已变成了如火如荼的建设工地。在当地种菜30多年的菜农王社宁说：“我们原先的菜地，对农民来说收入比较可观，种植西红柿每亩每年平均收入2万元左右。菜地用于城市建设征地开发，一亩地可以卖到将近100万元。征地拆迁以后，村民暂时拿了一笔钱，有的户能拿到70万元，但以后没条件再种菜了。”
18万农户基本上都种蔬菜
蔬菜采购商吕红友说，在西宁，夏天可依靠本地和邻省甘肃满足蔬菜供应，但受气候条件影响，冬天种菜困难，即使用大棚在市郊种菜，也面临成本、技术、质量等多重问题，只有依靠彭州、山东寿光等优势产区的蔬菜基地。
城郊菜地减少的同时，一些适宜发展蔬菜生产的优势地区在市场化环境下发展成了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蔬菜生产基地。
成都下辖的彭州市距成都市中心25公里，目前已成为全国5大蔬菜生产基地之一。彭州市委常委尧敏双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彭州的蔬菜产业发展到了今天的规模，早已没有什么“菜农”的概念了，农民种什么由自己决定。
蔬菜生产基地的发展，为城市“菜篮子”提供了货源，也给菜农带来了收益。尧敏双说，彭州现有农户18万户，基本上都种蔬菜，农民年人均蔬菜销售收入2.6万多元，并逐年提高。蔬菜生产基地的扩大，既服务了城市，也富裕了农民。
大量的品种要靠外地供应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发现，以往蔬菜生产、供应的季节性特点已有了根本改变，人们一年四季对所有蔬菜品种都有消费需求。依靠全国流通已成为保障城市“菜篮子”的新趋势。
西安市农业委员会种植业处副处长徐克龙说，作为北方地区，西安每年生产的蔬菜总量自给率达到了130%，但存在季节性的供应矛盾和品种的不足，在每年一季度，西安市本地蔬菜供应量只有全年的11%，消费主要依靠外地供应，而在二、三季度西安郊区县的蔬菜又大量供应外地。从蔬菜品种上来说，西安的消费者一年四季需求的蔬菜品种80多种，而西安以及陕西省内能供应的只有一半左右，大量的品种要靠外地供应。
成都市商务局局长郭启舟说：“现在的城市‘菜篮子’，是通过市场流通来保障，例如成都的白菜就大量来自甘孜州，马铃薯、萝卜大量来自凉山州，各地利用自己的气候、地理特点从事不同种类的蔬菜生产，在季节和种类上相互补充、调配。”
彭州市委常委尧敏双认为，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在内涵上与当年已有很大区别，不再仅仅是市郊种菜用以保障本市城镇居民需求，而变为依靠蔬菜基地大规模生产以及区域性和跨区域的市场流通来保障蔬菜供应。
西安市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张贵生说，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展，大中城市近郊区蔬菜面积减少是必然趋势，还可能加快，现在需要重视和解决的是，大中城市确保蔬菜供应，既要依靠全国市场，又要立足本地供应，应该在远郊区县建立蔬菜生产基地，提高本地蔬菜的自给率。
业内人士建议：
应构建“生产地”与“销售地”的直接对接
由于蔬菜种植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季节性，而市场需求也对蔬菜供应的质量和种类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对于北方很多城市来说，蔬菜供应很难靠本地区生产自给。业内人士认为，不妨大力发展区域化蔬菜生产基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生产地”与“销售地”的直接对接。
西安新桥农产品交易市场顾问郭俊杰说，在“全国大流通”的蔬菜供应模式下，蔬菜从农民地头销售，到两级批发，再到终端零售，一般要经过4次装卸，还要经过长途运输，在此过程中，腐败、蒸发、散落的蔬菜损耗平均在30%左右。如果遇上恶劣天气，蔬菜的损耗会达到90%以上，菜价极易在短时间内出现“飙升”情况。这就需要在“生产地”和“销售地”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对接关系，以实现点到点的供应，不仅可以最大压缩中介环节，也可以根据需求实现蔬菜的精加工，以提高蔬菜运输的效率。
目前，北京市场蔬菜供应96%就是靠外地供应，每天需要2000多万公斤的蔬菜供应量。从北京市商务部门的监测结果看，近期北京的蔬菜上市量每天都达到2100万公斤以上，总量供应充足。其重要经验就在于，北京市商务委曾多次组织北京主要农产品批发企业和大型连锁超市赴新疆、内蒙古、海南等地，与当地生产骨干企业开展洽谈对接活动，做好果蔬产销衔接工作。据了解，目前全北京市6家大型连锁超市已与全国110多家农业合作社建立了合作关系。
长期在四川彭州蔬菜基地采购的青海西宁蔬菜批发商吕红友对记者说，由于他长期在彭州和西宁之间做蔬菜采购销售，已经建立起直接的良好合作关系，即使在运输成本较高的情况下，运到西宁的蔬菜成本也要比西宁郊区冬季大棚生产出来的蔬菜成本要低。
陕西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建康说，通过合理的蔬菜价格让生产者得到合理的收益，是稳定大中城市蔬菜供应的关键。但政府需要关注的是，消费者购买蔬菜的较高支出，应该传导到生产者，而不是主要让流通环节获益。为此需要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让种植者更多地受益。
长年专职分管蔬菜产业的彭州市委常委尧敏双建议，产销紧密对接之后，可以在销售区的土地出让金中切出一部分资金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加大对生产地改善生产条件的投入，还可以建立“价格补偿机制”，在市场蔬菜价格低于生产成本价时，给予生产者一定的补助，以鼓励生产区进行蔬菜的长年连续种植，确保蔬菜种植面积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