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这话用来形容蜀道再恰当不过了。

　　无论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样的历史典故，还是李白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都让这条建造时间最早、存在年代最久、跨越朝代多、沿用时间最长、见证中国交通史的活化石，在国人心中变得不同凡响。

　　如今，蜀道准备申遗了。

　　2011年9月4日，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带队，60余位全国政协委员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在陕川两省进行了为期9天的“蜀道文化线路保护与申遗”专题调研，风雨兼程的每一步都为蜀道申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保护现状不容乐观

　　从西安出发，调研组一行到达的第一站便是大名鼎鼎的大散关。即使有精确的史料帮助确认其精确的地理位置，但随着历史的变迁，雄关的旧貌已不复存在，相关的文物佐证也略显单薄，不过这并不妨碍当地政府修建古关楼、营垒、城堡，塑老子授书、曹操弹筑、陆游作词的各种塑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经过考证认为，西周青铜器“散氏盘”的铭文上有“周道”，这应该是目前所知道的最早关于“蜀道”名称的应用。而古大散关可能就是西周散国在大散岭上设置的古关隘。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卞晋平介绍，蜀道提出申遗仅仅是两年前的事情。2009年7月28日，在科学考察的基础上，郑孝燮、罗哲文、阮仪三、刘魁立、谢凝高、葛剑雄、王景惠等专家联合发出《关于中国蜀道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及联合申遗的公开信》。2010年6月，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进行了先期调研。“此次调研是专家最多的一次。”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研究员赵静对蜀道在陕西境内的情况最熟悉，她告诉记者，我们常说的蜀道包括了在陕西穿越秦岭山区的有陈仓道、褒斜、子午、傥骆四条道。以汉中为分水岭，又有米仓道、金牛道、荔枝道通向四川，其中任何一个具体名称只代表蜀道的某一线或某一段，并不能通贯从长安到成都的全程。由于一些考古遗址被不合理占压，一些古道遗址被现代道路所取代，一些遗存又因道路艰险难以到达，这都给考古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

　　“在漫长的3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无数的官吏商贾、文人兵卒行进在这条古道上，由此留下了大量的关隘、驿站、庙宇、石刻、墓葬以及保存在民族记忆中那些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人物和故事，这些故事经过历朝历代民间的演绎和文学戏曲的再现，赋予了蜀道文化以无穷的魅力，但在现实中却败象丛生，甚至无迹可寻，仅存的又被人为打造成假古董，无异于雪上加霜。”一路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对于众多重要关隘的消失一直耿耿于怀。

　　进入剑门蜀道，就进入了四川广元。久雨方晴，远处山岭逶迤，林木茂密繁盛，近处山岸对峙，乱石盈谷，真是好峰看不尽，人在图画间。翠云廊是整个蜀道文化的精华所在，“三百长程十万树”，现存的8000余株古柏非一朝一代所植，上起秦汉下至明清，行走其中夏不知暑、冬不晓寒，显示了蜀道在其作为国家级大道期间的不断修复过程。然而关于这些树的年龄却没有人讲得清楚，哪些是秦汉所植，哪些是明清所植，都非常笼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华说，作为交通史、军事史以及文学史的重要研究对象，不同段落的蜀道都有不同的著述，但对于蜀道的建筑价值、文化沟通的价值等都还缺乏有深度的论述。比如对于栈道的研究就很浅显。《战国策·秦三》篇有“栈道千里于蜀汉”的记载，公元前206年，刘邦用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策，逐鹿中原统一中国，都指的是褒斜栈道。我们在汉中博物馆可以看到用模型再现的当年栈道的不同建筑形制，但现实中的大量栈道遗址，或被现代公路建设所取代，或被杂草和灌木丛所遮掩，几乎难以走通，更别提科学地讲明其年代与构筑特点。

　　“建设性”破坏何时休？

　　近年来，蜀道文化线路的研究与保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蜀道密切相关的沿线陕西、四川两省的张良庙、武侯墓、灵岩寺、广元千佛崖摩崖造像、七曲山大庙、庞统祠墓、皇泽寺摩崖造像等其他诸多历史遗存，也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纳入了依法保护的范畴。

　　然而，石门摩崖石刻的遭际和命运依然成为调研中最令人纠结的话题。

　　石门是东汉永平六年即公元63年，用火焚水激法修成的全世界最早的人工通车隧道。自东汉至宋，历代的名人文士在石门内外及其南北山崖间留下摩崖石刻、碑碣178种，这些石刻堪称国之瑰宝，“汉魏十三品”早在唐宋时代即屡被拓印，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石门及其摩崖石刻”在1962年就被国务院颁布为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原因。清代学者张祖翼对于其中的代表作《石门颂》曾有这样的评价：“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奇，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海》封面上的两个字，就取自于《石门颂》，日本也将其列入中小学教科书中。

　　1967年修建石门水库时，因为无法全部凿迁，只将最有代表性也最为珍贵的凿迁至古汉台加以保护，其余那些历经千百年风雨剥蚀仍得以完整保存至今的书法精品，都无可挽回地被淹没了。

　　“我相信以我们今天的智慧就不会再做出这样的选择。经济效益是短期的，文化则是永久的，而且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破坏了就很难恢复，或者要付出大得多的代价，过去我们有太多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了。现在随着人们对文化遗产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违背文化遗产保护规律的低级错误将越来越少。”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说。

　　但保护建设性的破坏依然随处可见。昭化古城是剑门蜀道上的重要遗址，在四川大地震中，众多年代久远的木建筑都非常幸运地没有坍塌，但在震后的重建中，众多的仿古建筑却让这个风味独特的古城变成了众多平庸的假古城的一座，人声喧哗的商业街让人无所适从。单霁翔非常忧虑，“四川有许多以前因为交通闭塞而幸存的古城，现在也许会因为灾后重建而被涂脂抹粉，遭遇毁灭性的打击。”

　　刘庆柱委员直言不讳地说，不正确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不负责任的过度开发行为，对于蜀道文化线路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不可低估。一些文化旅游景区超载开发、人工化、商业化现象严重，盲目复建文物古迹，使真实的历史信息遭到破坏，一些文物建筑在未经专家论证和履行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实施不正确的保护工程，造成保护性的破坏。“与其这样，何必申遗呢？没有正确的保护，只能与申遗的初衷背道而驰。”

　　“与丝绸之路、大运河相比，蜀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基础还相当薄弱。缺少保护蜀道文化线路的专项法规、缺少蜀道文化线路遗产资源的详细普查，目前蜀道文化线路沿线已经登记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只是这座文化遗产宝库中的很少部分，还有大量文化遗产尚未纳入保护视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齐欣说。

　　蜀道作为一种线性文化遗产，所有遗存都只是一颗颗珍珠，仅靠一个个节点的保护远远不够，唯有将整串项链都保存下来，珍珠的光彩才能放大。委员们一致呼吁，在国家部委和两省相关部门指导下尽快建立健全跨区域、跨部门的 “申遗”工作机制和协调机构。  

　　单霁翔说，全国政协一直十分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今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与当初全国政协的推动密不可分，而大运河有望于2014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更是在全国政协的呼吁下不断推进的，这些经验对于蜀道的申遗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所有的人都以保护传承为目的，而不是急功近利地以申遗为幌子来追求形象工程，蜀道就会离世界遗产的申请更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