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村民住窝棚或祠庙

　　根据拆迁补偿方案，补偿安置主要有货币补偿异地安家、统一还建、一户一基统归自建三种方式。还建新村由政府选址统一建设，新建还建房统一按优惠价售给被拆迁户，安置房面积以内单价按500元/平方米结算。

　　目前已建成两个还建点，户型以一幢一基为主，集中上楼为辅。其中，金桂湖新村，占地223亩，可安置298户；刘家桥新村，占地91亩，可安置107户。

　　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了两个新村，目前的入住率都不高，约有一半的房子是空的，有几户人家正在装修。

　　村民刘婶一家已经入住了，因为不愿意和政府“硬碰硬”，他们很快就签了拆迁协议和集中还建安置协议。新房有260平方米，和老房子差不多大，“原来的房子补给我们17万多元，新房花了13万元。拆房时在家，很伤心，原来路不通，我们家原来的材料、砖都是自己用肩挑上去的。虽然签了协议，也不是我们甘心乐意的。”

　　根据总体规划，还建新村属于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导原则是“政府组织，农民自愿”。

　　“村里去年给我们做过登记，家里有几口人，几口人失业，要再就业，我们家登记了4口，都是待就业。现在一家人都打零工，在乡下也做，城里也做，反正不能饿死，” 刘婶之前在家种田，种些水稻和蔬菜，每年1000多斤稻谷的收成，刚好够一家人吃。

　　村民也察觉到项目的停滞，由于管委会并没有详细告知，村民间流传着“老板跑路了”的说法。

　　“目前还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模式，住房等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在谈到对村民的影响时，管委会负责人如是说。

　　但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的村民没地方住，在旧房旁边搭了个棚，里面简单铺了张床，搭起生火的炉子。各个村的宗祠里也摆了不少床铺，住在里面的大多是年迈的老人。

　　“没有安顿的就自己搭棚，搭了一年多了，没有电，没有水，就这么凑合过，现在夏天还好，冬天的时候才不好过。”刘姥80余岁，她家就在宗祠后面，被拆之后她独自搬到宗祠里住了大半年。

　　禁止村民耕种 有的农田荒芜三年

　　桂花镇田地不多，年轻人大多数都出门打工。村里留守的老人在家里守着一亩三分地，种些稻谷、蔬菜和桂花树苗，维持生计。示范区项目被征收或租用的数百亩农田，大部分属于刘家桥村和南川村。

　　示范区所征收耕地的补偿标准是每亩27984元，其中村留存补偿金30%。早在2011年，便已完成首期低碳示范馆征地400亩，包括耕地与山林，并与村民签订了256亩租地协议。

　　“低碳示范馆群第一期现在征的是1583.1亩，都是耕地和林地。”管委会副书记金柏华说，“这些都是报省国土局审批的，不报批的话不能征收，我们都是按照程序来的。”

　　管委会副主任董宏亮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征地款直接到村，由村里发放给群众。

　　接受采访的多数村民则表示还没有拿到征地款。

　　“他们征用我们的田，钱没拿到手。我们家4个人有一亩多田，平时种稻谷、玉米和一些蔬菜，现在几年都没种了，也没拿到一分钱。说建示范农业区，也没搞。”刘婶说。

　　出于低碳生态农业区的建设需要，各村村委会制定了农田租用协议书，租了这几个村的200多亩基本农田。

　　村民刘三(化名)没有在村委会给他的《土地租用协议书》上签字，但土地仍然被租走了，“他们说不行也得行，把地租走也不知道要干嘛，现在放在那里，荒了”。

　　根据《土地租用协议书》，租用费用为第一个五年每年每亩500元，今后每五年上浮10%；租用时间20年；用途为农业用地，进行农业种植养殖。协议中规定，村民必须清除被租用土地范围内的附作物。

　　其他被征收的耕地同样荒着，“400多亩地，他们真正只收50亩，其余的只能荒，什么都不让种。”刘三在地里种了许多桂花苗，村里把地收走后把桂花苗扯了，“大概三四千棵桂花苗，被他们拔掉了，不让种，当时有买主，也不让卖，就扯断了，全部都毁了。我们说现在项目也没开始，又没有用地，但就是不行。”

　　有村民偷偷在田里种了些水稻和蔬菜，以弥补生计，被村里发现后都清走了，最后还把水源全部断了，彻底种不成。时间长的，已经荒了3年。

　　但管委会负责人此前告诉记者，征地尚未启用，允许村民先暂时使用。

　　根据国务院令第257号1998年12月27日发布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基本农田。

　　条例中详细指出，“经国务院批准的重点建设项目占用基本农田的，满1年不使用而又可以耕种并收获的，应当由原耕种该幅基本农田的集体或者个人恢复耕种，也可以由用地单位组织耕种。”

　　咸安区政府称这是违法的抢栽、抢种行为，和违法抢建一起合称“三抢”。2012年3月，政府在示范区内发了张通告，要“严厉打击华彬金桂湖低碳经济示范区内的抢建抢栽抢种行为”，“凡抢栽、抢种的，一律不予补偿，由当事人自行处置”。

　　偷偷种地的几乎都是老人，“我们务农的，没田没地我们干什么？失业了。我们要田种。”刘村一个老大爷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他们用扩音器向村民喊话，要拆房子

　　倒塌的房子一片狼藉，还没有被清除。

　　被拆迁的但家湾的村民但十(化名)，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讲述了一个被不少村民用手机拍下来的场景：2012年12月底，在但家湾，“村、管委会的 领导、拆迁公司、派出所和‘牛打鬼’(指社会流散人员——记者注)300多个人，里面有200个武装整齐，手里拿着盾牌和警棍，还有灭火器，用扩音器向村 民喊话，要拆房子。”

　　在华彬金桂湖低碳示范区项目启动后不久，咸宁市政府抽调人手，于2010年9月组成金桂湖低碳经济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负责土地征用、苗木补偿和拆迁补偿安置等等。当年12月，组建4个协调专班，共36名成员，对应相关村组，进行动迁工作。

　　咸宁政府网发布信息称低碳示范区在动迁模式方面有创新，“先建新村后动迁，或不动迁进行保护性改造，尽量保存原生村落的风貌和生活形态，使其成为示范区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特色和文化底蕴，统筹解决改善民生、农民生活、交通、医疗、教育、就业等问题。”

　　然而，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事实远非如此祥和。

　　“几个人把我爸往小车上一架，然后把房子拆了”

　　2011年下半年，拆迁与征地全面进行，官方制定了《华彬金桂湖低碳示范区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在此基础上，管委会与村民签订协议。房屋拆 迁共分两期，第一期范围主要涉及刘家桥村的5个组和南川村6个组，这些组的近280多户村民需要整体搬迁；拆迁房屋面积8.7万平方米，主要靠村民自拆。

　　被拆迁的一村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协议是一家一户签的，拆迁没有进行全体表决。到目前为止，南川村23组但家湾尚有10余户村民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但房子已经拆了，“是副书记带人来拆的”。刘家桥村同样如此。

　　“谈拢的签了协议的有的是自拆，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拆。没谈拢的都是政府来强行拆的。”但家湾的村民但十说，“房子倒的时候我不知道，早上8点多，当时我们家里一个人都没有，都干活去了”。

　　但十听到消息后赶回家，并第一时间报警，“警察来看了一下，说调查，就没有下文了，说不知道房子谁拆的，没人承认”。

　　但九(化名)家被拆房的时候仅他父亲一人在家，“几个人把我爸往小车上一架，然后把房子拆了”。

　　刘家桥村的居民刘二(化名)说，镇政府和村委会出钱雇相关人员拆房，每次拆房都武装齐备、成群出动，村民们说来的人大部分是“牛打鬼”。

　　和刘二同村的宋齐(化名)，家里有一栋234平方米的两层新房，一栋120平方米的祖传老平房。“他们找的评估公司给新房评估了13万元，老房子1万多元，2008年建的时候我花了25万多元。我没有谈妥，他们就把房子强拆了。”

　　他的两栋房子是先后拆的，去年先拆了新房。同期拆的有附近好几户人家。“去年快过年的时候他们来强拆，100多人突然袭击，你要反抗他就用棍子把你按在地上打。”同村的刘三告诉记者，他家人被打得左腿骨折，躺在医院里过了个年。

　　3月29日早晨6：30，宋齐的祖传老屋也被拆，宋和母亲反抗，均被打伤。

　　刘二所在的组有20多户人，2012年9月开始拆，除了宗祠，其他的房子已经悉数拆塌，“他们不敢拆宗祠，里面有菩萨”。

　　中国青年报记者获得一份告知书，送单时间为2012年8月31日，书中称，“经村民代表会议一致通过，积极支持、配合、参与项目建设对阻碍项目 建设的个人和行为委托村委会依据村规民约进行严厉打击。鉴于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限你户在接到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内配合完成房屋征收工作，否则将依据 村规民约采取措施予以拆除。”

　　管委会否认强拆，称群众基本上比较满意

　　“我们是按照国有土地的拆迁程序，实际上农村集体土地的拆迁是应该按照《土地管理法》来的，但我们还是按照国有土地，先公示，然后请评估公司进 行评估，评估完了再复核，然后根据评估报告我们再和各家各户去谈。”管委会副主任董宏亮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众基本上还是比较满意的”。

　　董宏亮所指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由国务院于2011年1月起公布施行。依据该条例，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评估公司由管委会选定，最终在几家评估公司里确定了一家武汉的评估公司。董宏亮未向记者透露该评估公司的具体名称，村民则均表示不知评估公司的具体情况。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

　　“拆迁工作做的挺艰难的，现在政府要强拆老百姓的房子也是有很大风险的，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靠协商。”董宏亮补充道。

　　中国青年报记者就强拆一事咨询了管委会部分负责人，他们均否认了强拆。负责刘家桥村拆迁的管委会副书记廖国强说，这是“没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