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其中一大亮点是：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提出鼓励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以及农民合作社的发展。
在我国，这更似是种养大户升级版的“家庭农场”，同时又有了新的涵义：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而在一号文件首提之前，“家庭农场”的影子已在国内的农业生产经营中浮现，但这种新型农业经营方式，在现实中仍存在诸多难题。
比如，在“公司+农户”的模式下，自2000年即在河北承德县开始的家庭肉鸡养殖，曾给农民带来了致富的希望，但现在，农民遇到了议价权被动、贷款门槛提高等问题。此外，在山东聊城，截至2012年底，土地流转量已达60万亩，为建立“家庭农场”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家庭农场”概念如何细化、相关配套措施如何完善等问题。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奔赴河北，对承德当地的规模化养鸡现状和问题进行深入调研，以求探讨我国“家庭农场”之路。
将肉鸡养殖作为三大农业主导产业之一的承德县，如今却闹起了“鸡慌”。
在承德县的官方统计中，目前全县肉鸡饲养能力达到6700万只，遍布全县23个乡镇，178个行政村，3500个肉鸡养殖户，年户均利润2万元。
对于上述数据，承德县的养鸡户持怀疑态度。一位肉鸡养殖合作社负责人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赔钱的不少，占百分之五六十，几乎家家欠贷。”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承德调查发现，自2000年即开始规模化肉鸡养殖的承德县，在“公司+农户”模式下，由一家大型企业主导的产业链条上，在饲料、人工、煤电等成本都在上升的情况下，如果肉鸡的收购价格偏低，则很可能造成养殖户的大面积亏损。而养殖户们往往缺乏议价权，同时市场信息的采集上也无法与企业处于对等条件，于是养鸡成了一项风险极高的行当。
现状篇：
养殖户称过半亏损三融公司签约户数下降
6年前，在承德县下板城镇搞运输的宋文国，还是决定回老家松树沟养鸡，与他一同回去的，还有经营窗帘店生意的妻子尹艳春。
之所以如此坚定，是因为当时外界所宣传的养鸡的高利润回报率。宋文国说：“当时政府、企业宣传说，一茬鸡就能赚1万多。”
“一个棚一年养5茬，多盖几个鸡棚，一年收入那还了得？”在承德县，打着同样算盘的不只宋文国一人，2008年前后，肉鸡养殖在承德县备受关注。
据河北省农业厅网站2007年9月的相关信息，承德县把发展肉鸡产业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来抓，而在2007年上半年，全县肉鸡出栏量达600万只。
有着10余年养鸡经验的张跃成则表示，2008年可以看作是承德县养鸡的一个分水岭，此前只是小规模养殖，此后鸡棚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承德县域达肉鸡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守廷表示，2009年建得最多，发展也最快，县里也补点钱，村里有指标，镇也有指标，“县里给下的指标”。
据 《承德日报》2009年11月19日报道，承德县肉鸡饲养量已达3820万只，年带动近3000多个养殖户增收7000多万元，并且以每年1000万只的速度增长。
2009年，当时还在村支书任上的孟凡林开始养鸡，也就是从2009年起，松树沟连续两年被评为满杖子乡养鸡专业村。
“当时是划为养鸡专业村，还有不少奖状呢，但慢慢却都赔得够呛。”孟凡林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即便赔钱，但县里、乡里对养鸡依然有任务。
承德县农牧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县肉鸡饲养能力达到6700万只，遍布全县23个乡镇，178个行政村，3500个肉鸡养殖户，年户均利润2万元。
然而，养鸡户对上述数字却并不完全认同。张守廷向记者表示，近几年，养鸡赔钱在承德县已经成了常态，“赔钱的不少，占百分之五六十。”
3月19日至22日，记者曾以承包鸡棚养鸡为由，与承德县包括头沟镇、石灰窑乡、孟家院乡、满杖子乡多家养殖户联系，他们的回答几乎一致：养鸡不赚钱，风险太高。
农户陆续选择了退出。如今，承德县的鸡棚不少陷入瘫痪状态。
满杖子乡信用社主任刘志军（音）向记者表示，“我们乡的养鸡户，百分之八九十都停了，就剩一两户了。”
3月21日，记者从承德三融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融公司）合同发放部了解到，此前最多时公司的签约养殖户有800多户，目前则只有四五百户。
而在承德县农牧局的介绍中，“公司+农户”的模式，为当地肉鸡养殖的主要模式，其中起带动作用就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三融公司。
中投顾问农林牧渔业研究员郑宇洁表示：该模式可以看作是我国 “家庭农场”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这种形式也存在弊端。在卓创资讯肉食鸡分析师胡新凯看来，“公司+农户”的模式，虽然对农户的销售有所保证，但包括养殖户的利润空间、议价空间，更多是由食品企业在掌握。
公司篇：三融把控“一条龙”养殖户利润难保证
4月初，孟凡林的5000只肉鸡就要交货，他心里对能否盈利仍然没底。“一吨料4200块钱，5000只鸡能喂到24~25吨饲料的样子，这茬鸡如果要交到他们那给我合到12万块钱，就挣不了钱了，押金也扣没了，那就真没治了。”
孟凡林所说的他们，指的就是三融公司。承德县农牧局对于养殖中资金解决途径的解释中称：“农户无法解决流动资金的由三融公司垫付，回收毛鸡时扣回。”
三融公司在当地市场的占有率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承德县农牧局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提供的资料中提到，除了三融公司外，还有北京大发正大、滦平华都、山东六和、遵化美客等多家公司在承德县发展肉鸡，但占的比例较小，约占全县肉鸡饲养总量的20%。
宋文国2011年上最后一茬鸡时，两棚一共上了将近8千只，他说：“三融的领导也来了，说这茬鸡你能挣到钱了，最少一棚也能挣一万块钱。结果到了交鸡，却赔了两万多。”
石灰窑乡一位三融公司签约户表示：“现在给三融养的，还是赔钱的多，如果一批一批地签合同，出了问题没人管，而签一年5批的合同，即使赔，你也得养。”
胡新凯向记者表示：“如果是养殖户经营不善，不可能普遍都赔钱。肯定是食品企业在定价上存在一定问题。”
“合同养鸡就那样，利润空间在那搁着呢，养得很好了能有5块钱/只的利润，一般情况三四块钱。”三融公司邢经理表示，“公司+农户”就是农户提供鸡舍，公司统一提供鸡苗、饲料、兽药。
承德县在向记者解释“公司+农户”的模式时，亦提到“五统一”发展模式，具体为集肉鸡屠宰、饲料加工、种鸡饲养、雏鸡孵化、产品销售为一体的闭合式、循环产业链条。
上述石灰窑乡养殖户称：“养一只鸡必须喂8斤料，喂7斤（会）罚你，是不是你在外面用‘黑料’了，超量行，合同上是一条龙，必须全喂三融的。”
胡新凯对记者表示，这是最严格的大合同，就是说用我的苗、料、药，等鸡出来了，给你一个很好的价钱，但是现在食品厂也不好做，而且其中的损耗势必由养殖户来承担。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在肉鸡价格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当地饲料价格却由2010年前后的3200元/吨，涨到了现在的4200元/吨上下。
石灰窑乡养殖户表示，有时候公司给的料70%是小麦，应该以玉米为主，现在小麦便宜，每斤比玉米能省两毛钱，“喂玉米长得肯定要快，小麦本身滑肠，鸡吃了不长肉”。
该养殖户表示，现在鸡苗不行，料也不好，空间太小了，挣得少，一只鸡弄好了挣3块钱，弄不好，就两块左右钱，这还要除去自己在煤、电、人工等方面的投入。
“这种模式的弊端是，包括养殖户的利润空间、议价空间，更多是掌握在食品企业手中。”胡新凯说。
承德县农牧局则表示，目前三融公司是直接与农户签订肉鸡饲养合同，一切的手续都是公司和农户直接办理。
然而，对于这种直接合作方式，部分农户甚至有些稀里糊涂。多位三融签约养殖户表示，最终被拉到三融公司的鸡到底有多重，他们也不知道。
全国人大代表、承德县孟家院乡养鸡协会会长姜桂学则认为，在“公司+农户”的养殖模式中，公司掌控着养殖户的利润空间，缺乏一个政府引导、农民自发的中介组织。
中介篇：三融进中介出 养殖户议价角色缺失
“哪个地方都有养得好，养得不好的，这主要看人。一宿一宿地睡觉，不起来看炉子，肯定养不好，这玩意就是个功夫钱。”对于养殖户们反映的亏损问题，三融公司合同部人士称。
对此，张守廷直言：“不可能，老养殖户养鸡都细心着呢，不说别的，以前都还行，怎么就现在不行了呢？”
张守廷所说的以前，是在三融公司成立之前，彼时，当地养殖户多与北京大发正大公司合作。
一位不愿具名的承德县相关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正是与来自北京的公司在“公司+农户”模式下的盈利，才促成了后期三融公司的介入。
公开资料显示，承德县合同肉鸡生产始于2000年底，首先是与北京大发正大公司合作，2006年又引资组建了三融公司。
随着一家新企业的组建，养殖户与企业的合作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在一位有着10余年肉鸡养殖经验的农户看来，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是农户与企业直接结算。
一位当地人士向记者表示，2009年肉鸡在承德县迅速做大之际，原本在养殖户与公司之间负责联系的中介，承德县牧兴养殖服务中心悄然退出了。牧兴养殖服务中心的贾姓经理表示，三融公司在进入承德县时，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要中介。
去年底，承德县农发办主任孟令钧曾表示，由于县内缺乏肉鸡屠宰加工厂，出栏的肉鸡在回收运输过程中死亡率和失重率高，直接降低了养殖户收益。
“做大做强一个产业，必须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在孟令钧看来，尽管承德县肉鸡产业规模在不断壮大，但还只限于肉鸡的养殖和毛鸡的出售。
据河北新闻网消息，去年7月13日，河北三融集团投资建设的承德三融食品园开工，该项目选址石灰窑乡河西村，计划占地1000亩，总投资25亿元。据悉，承德三融食品园项目全部竣工后，预计年销售收入达93亿元，利税8.8亿元，养殖户户均增收3.5万元以上，安排2.3万人就业。
“现在政府推广的力度特别大，就是把肉鸡生产，作为年底各乡镇考核的一个标准，甚至是一票否决。”承德县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
在郑宇洁看来，“公司+农户”的模式已可以算作是“家庭农场”发展的一个模式，但这个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有必要在中间加一个中介组织，表现为农民自发形成的合作社组织。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农民合作组织有助于现代农产品的增产、销售，以及生产资料供应，至于合作社能不能发挥具体作用，还很难说。
姜桂学表示，需要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成立农民能做主的协会，“不合理我就不买你的账，不养你的鸡，你企业还能发展吗？”
在一位当地养鸡户看来，正是由于中介的缺失，使承德县的肉鸡养殖如同一场赌局，养殖户就像牌桌上的赌徒，不同的是，一旦没有了本金，他们甚至很难主动退出。
农户篇：养殖户贷款难 后续资金如何着落？
几年前，肉鸡养殖在承德县异常红火，甚至是“有钱人”才能参与的游戏。孟凡林表示，早前养鸡户的家里多少都有几万块钱，基本上属于村里的富裕户。
宋文国称，相比于一个鸡棚至少10多万元的造价，政府的补助平均在每个棚上只有1万元左右，最终还是要贷款借钱，信用社不够，就发动亲戚朋友。
“缺钱”并未阻挡农户建鸡棚的热情。2007年，宋文国建第一个鸡棚时，仅钉子钱就花了1800元，他的3个鸡棚前后投入34万元。在这期间，他的3辆大货车及县城的窗帘店先后卖掉，钱款全部用在了建鸡棚上。
同样是松树沟村的赵振仿，在鸡棚建到一半时没钱了，在听取邻人建议后，赵振仿决定外出打工，最终凑齐了建鸡棚的钱款。
养鸡之初，宋文国曾算过一笔账，“正常情况下，一年能养5茬鸡，一个棚一茬就能赚1万元，多盖几个棚也就赚得更多。”
在承德县，有着如此算盘的不只宋文国一户。据统计，2007年上半年，承德县肉鸡出栏600万只，目前全县饲养能力则达到6700万只。
而在承德县养鸡规模快速扩张的背景下，对宋文国和众多养鸡户而言，“赚钱”犹如画饼一般。
宋文国表示，“好的情况到手的纯利能有三五千。”但宋文国强调，“这是最好的，赔钱的明显要多。”
尹艳春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棚就说10万元，承德县瘫痪的鸡场700户还是有的，本钱下来就得7000多万元，这些棚到现在几乎都没回来本钱。”
在曾连续两年被评为养鸡先进村的松树沟，记者了解到，在该村的9个养鸡大棚中，只有原支书孟凡林一家仍在养鸡。
“就我们承德县这些瘫痪的鸡场，得多少钱呢？”赵振仿表示，现在养鸡户基本上在外面都有借款，欠债对他们来说已是常态。张守廷则表示，好多都是贷款联保，养鸡的还不上了，其他联保户挣点钱，全都帮着还账了。
承德县对肉鸡养殖出台的贴息政策显示：以每只鸡最高不超过15元的贷款额，年息4.8%贴息标准贴息一年；扶贫村可以争取到5%，由县扶贫办给予贴息。
“养鸡户贷款都得几万元，十几户下来，（仅满杖子乡）养鸡贷款就得四五十万元，现在信用社的贷款都很难收回。”刘志军说，为了还贷款都打工去了，有的甚至连贷款利息交不起。
承德县某乡镇信用社信贷员称，出于风险考虑，除非拿存折抵押，基本不会再向养鸡户贷款。
如今，肉鸡养殖虽仍被县政府视作主导产业，信用社却收紧了对养鸡户的贷款力度，而在赔光家底后，除了鸡棚，养鸡户很难再拿出抵押物。
“鸡棚上下全是水泥结构，即使要复耕，每个棚也得1万多块钱。”宋文国已是骑虎难下，但他仍在期待县里的一些解决措施。
对于政府的缓解之策，刘志军说，“乡里肯定没啥，县里也说不好，反正养鸡户是在找县里，但到现在也没啥信。”
“咱们没有其他可以抵押的东西。”姜桂学表示，因为土地的租赁性质，承德县的众多养鸡户普遍面临着从银行融资难的问题。
李国祥表示，因为我国抵押物体制没有建立，而在这个方面的一些矛盾，比如土地不能做抵押，但附属物的价值，国家却没有具体规定，地方可以去探索。
政策背景
“家庭农场”的政策性“饥渴”
每经记者 彭斐 发自北京、承德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作出了全面部署，这也是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十年在年初的一号文件中关注 “三农问题”。“家庭农场”的概念是首次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出现。一时间，这种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广受关注。
有研究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家庭农场”的出现，意味着我国的农业经营模式已经发生变革，而变革遇到问题和挑战，则亟待地方作出探讨及创新。
土地流转的制度性困扰
自1982年开始养鸡，姜桂学的种鸡场目前已达到占地40余亩、种鸡存栏4万只的规模，55岁的他，对农业政策仍然专注。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刚刚发布，姜桂学就将文件全文下载至手机，而“家庭农场”的首次提出，让姜桂学对这一文件更加专注。除了劳动模范的名头，姜桂学还是河北承德县富农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目前，该合作社有35个成员。
“你说我这个是不是‘家庭农场’呢？”面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采访，对于自己的种鸡场是否属于“家庭农场”范畴，姜桂学仍心存疑问。
农业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郑风田看来，我国目前2亿多小农户也是实行家庭经营，可以称之为“微型家庭农场”，但因为我国各地自然条件差别太大，究竟什么规模才算是“家庭农场”，目前尚无统一标准。
据统计，农业部目前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6670多个。其中，上海松江、湖北武汉、吉林延边、浙江宁波、安徽郎溪等地培育的“家庭农场”成为范本。但因地域等因素，这些“家庭农场”标准并不统一。
在姜桂学看来，上世纪我国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政策后，农业用地使用权分散到各个农户手中，而随后承包期限的延长变更，都增加了“家庭农场”在用地上的难度。
记者了解到，虽然目前我国有2亿多农民外出打工，但他们家乡的土地大部分并没有闲置。
姜桂学认为，在非农就业工作、户籍、社保、住房等都还没有解决之前，这些农民不会贸然把土地长久流转出去。
郑风田则表示，发展“家庭农场”需要解决“地从哪里来”的问题，承包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资产，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需要慎重对待。
资金政策亟待地方创新
一号文件明确，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前提是“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允许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前提是“建立严格的准入和监管机制”。
而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家庭农场”主从别的农户租种土地，承包费如何消解是个大问题。姜桂学表示，目前农民自种粮食一亩地一年能够赚千元已算不错，那些“家庭农场”还要支付额外的租金。付少了，原来的出租农户不愿意；付多了，“家庭农场”承担不了。
此外，记者获悉，目前，北京周边一亩农地的流转年租金已达两千元，而东北不少地区的农地年租金也近千元。
华创证券发表报告认为，发展“家庭农场”前期投入较大，因为其需要支付土地流转费用、农资费用及人工费用等等。
此外，“家庭农场”的相关配套政策也亟待完善，比如一些试验阶段的 “家庭农场”想扩大规模，却遭遇了融资难题，农民很少有可以抵押的资产，靠少量贷款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在姜桂学看来，从农户角度而言，资金是制约“家庭农场”发展的重大障碍，因为土地的流转承包性质，农民都苦于没有担保贷款的东西。
姜桂学以自己占40多亩的种鸡场为例，向记者表示：“我承包了23年，一次就把钱都给老百姓了，可不可以用我现在23年的承包期限，产值也好，算出一个东西，进行贷款，解决资金问题。”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国祥表示，农村土地的租赁性质，不能从银行抵押贷款，一般农户普遍面临这个问题，原因在于国家在政策性金融方面没有发展起来。
而在山东聊城，已经拥有5000亩土地的刘延廷也遇到很多问题，因为种植的中药材是经济作物，但他至今找不到一家保险公司愿意接受他的投保，“到现在我们已经投入3000多万元，但没有任何保障，这让我心里非常不踏实”。
在姜桂学看来，国家一直在提加强创新涉农金融服务，政府也年年在提，“但是银行和政府的想法却很难融合在一块”。
对此，李国祥认为，一些具体事宜，国家虽没有具体规定，但地方完全可以去自己探索。
中投顾问农林牧渔业研究员郑宇洁则表示，农民为了获得资金，国家有必要坚持鼓励工商资本进入的政策，给农业生产带来人才、资金、技术等稀缺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