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45处，西班牙42处，中国40处，法国35处、德国33处……

　　这不是某项体育赛事的奖牌榜，这是世界各国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统计表。

　　根据1975年12月生效的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6年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旨在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其主要工作之一，便是“制订、更新和出版一份《世界遗产名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显示，《世界遗产名录》目前共收录了来自151个《公约》缔约国的911处遗产，其中包括704处文化遗产、180处自然遗产和27处文化自然双重遗产。其中，中国共有“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40处世界遗产被收录，在187个《公约》缔约国（截至2010年6月）中位列第3。

　　这样的数据，着实令国人骄傲。国内“申遗”的热情在近年来也颇为高涨。

　　可是，今年“中国丹霞”和“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古迹”“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后，因为媒体陆续报道相关景区的门票价格可能会上涨，以及近年来一些“申遗”项目的花费巨大等消息，公众开始思考“申遗”项目的性价比、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景点开发之间的关系等具体问题。关于“申遗”的话题在近期成为一个热点（见本报9月27日报道《4.5亿元：一个贫困县的“申遗”账本》）。

　　行政主管部门也对此作出回应。9月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针对“有的地方不切实际，缺乏研究，存在‘申遗’过热的倾向；有的地方‘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也很突出”等问题，强调要“深刻认识保护世界遗产的重要意义”，“科学推进申报工作”，“依法开展保护工作”。

　　在提到“科学推进申报工作”时，《通知》指出，“目前，我国正处于旅游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一些地方对世界遗产申报工作热情空前高涨。与此同时，世界遗产评选标准更趋严格，审议程序更为规范，批准通过的项目比例逐年降低，世界遗产申报工作难度也越来越大”；进而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世界遗产申报管理，有序开展世界遗产申报工作，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科学推进，防止作为政绩工程一哄而上”。

　　正如《通知》指出的那样，“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世界遗产的遴选工作，在标准、程序上变得越来越严格、规范。自1978年开始制订以来，《世界遗产名录》前23年共收录了690处世界遗产，其中2000年一年更是达到了61处。“世界遗产委员会”随即对世界遗产申报规程进行了修订，规定《公约》的每个缔约国每年最多只能申报两处遗产（其中至少包括一项自然遗产提名），“世界遗产委员会”每年只受理45处申报项目。此后，每年新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数额开始下降，近6年来一直维持在每年约20处。

　　相应地，“世界遗产委员会”还定期修订认定世界遗产的标准，不断更新申报工作操作指南，以反映“世界遗产”这一概念的演化。与此同时，世界遗产的称号不再实行“终身制”——2007年和2009年，阿曼和德国各有一项世界遗产被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删除。

　　然而，《世界遗产名录》收录“袋口”的收紧似乎并未影响到我国各地“申遗”的热情。最近5年被收录于《世界遗产名录》的总共101处新项目（不包括以往项目的扩展部分）中，我国有“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殷墟”等9处，居各缔约国之首；排在第二位的是法国，共有5处。

　　我国各地“申遗”的热情还体现在提交给“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遗产预备清单项目数量上。根据《公约》的规定，各缔约国应尽力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一份关于本国领土内适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的预备清单；而各缔约国所要提名申报的遗产项目，须出自该预备清单。有媒体报道称，据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数据，目前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清单项目的精确数字是35处。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检索到的这一数据则是“54”，其中，2008年3月28日被添加进预备清单的项目数量有32处——除了“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等少数项目外，其余都是我国各地的风景旅游项目。

　　“世界遗产委员会”今年6月公布的文件显示，共收到39份资料完备的世界遗产提名申报材料，相关项目将在2011年的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接受审议。我国提名的两处项目分别是五大连池国家公园（2001年11月29日被列入预备清单，作为自然遗产提名）和杭州西湖文化景观（2008年3月28日被列入预备清单，作为文化遗产提名）。

　　在“世界遗产委员会”公布的总共1494处的遗产预备清单中，只有伊朗（57处）多于我国。较早开始“申遗”的英国只有15处，且都是1999年之前就递交的清单。相对例外的是美国，预备清单上的13处项目都是2008年递交的，但近5年来美国只有1处新增项目被《世界遗产名录》收录。

　　对此，有媒体介绍，曾经的“申遗热”在国外开始降温，不少国家将注意力转向如何保护已上榜的世界遗产和国内其他自然与人文景观上面，并对世界遗产项目的门票价格、维护等有严格的规定。而在我国，除了在遗产预备清单上“排队等候”的那54处项目外，各地有“申遗”意向或者已经开展“申遗”立项准备活动的项目也不在少数，其中以风景旅游地区居多。

　　在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看来，我国那些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项目进行“申遗”是应当坚决支持的。“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遴选世界遗产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对这些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而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某一地区或某一代人的利益。”

　　他表示，“申遗”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地搞旅游，不能一味把世界遗产当做“摇钱树”，错位开发旅游项目。“旅游是产业，而世界遗产保护则是一项公益事业。”

　　谢凝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都有规定，风景区内是实行强制性保护，禁止开发的。风景区及周边城镇应当在规划时进行合理的功能分区，区内游、区外住，保持风景区内的原生性，将服务设施设置在风景区外，带动区外经济发展，实现精神文化体验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然而，近年来我国的一些项目“申遗”成本巨大的原因之一恰恰在于花费了许多钱去拆除风景区内的一些非原生性的建筑和设施。“中国丹霞”“申遗”专家组组长、中山大学教授彭华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广东丹霞山申遗总投入的一多半，就用在景区内8座宾馆的拆迁上。

　　对此，谢凝高表示，这对我国今后要“申遗”的项目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严格保护风景区内生态环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及早进行规划整治，不能在风景区内搞‘人工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开发，不能等到‘申遗’时才去考虑这些。”谢凝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