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劳动报》报道，2012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9亿吨，但同时，粮食进口也首次突破8000万吨。加起来，2012年新增粮食供给超过6.7亿吨，创下了历史新高。

　　供给赶不上消费增长

　　过去10年，中国人均农业产出增速达到了3％的年增长率，比全球1.7％的增长率高出近一倍。然而，粮食不仅没有出现明显过剩，粮食的进口依存度10年间却从6.2％增长到12.9％，翻了一番。目前，中国基本粮食(麦类、稻类、粗粮类)的自给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自给率则低于90％，所有农产品的自给率大约维持在80％。

　　“一方面农业在增长，另一方面供给的增长赶不上消费的增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说。

　　这是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国粮食供求矛盾。据报道，2003—2011年，粮食生产累计增长33％；同期消费累计增长41％，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

　　消费增速何来？陈锡文分析，粮食的工业用量在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城镇化过程中，每年1700万农民进城成为市民之后，从农产品的生产者转成了农产品的消费者，其生活方式也发生很大变化。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秘书处和经合组织(OECD)预测:未来10年，中国粮食消费量的增长仍将略快于产量增长，消费量年均增速将比产量高0.3％。

　　过半省份粮食供求失衡

　　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宁波市农科院副院长马荣荣说:“战争、动乱、灾难来了，粮食就有困难了。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

　　马荣荣所在的浙江省即是缺粮大省。“上海的粮食自给能力大约为10％，近90％要靠省外调入；浙江只能自给1/3，其他2/3主要依靠黑龙江、江西、安徽三个省份供给；北京、天津、广东、福建等省份均不能自足。”马荣荣说，这样的粮食安全基础很薄弱。

　　处于粮食主产区的13个省份，自足之外尚有余的仅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安徽5个省份。剩下8个省份趋于仅能实现自身平衡。

　　缺粮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省份。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福建、青海、海南等成为最缺粮的8个省份，除此之外的其他省份，大多数也是供求失衡，需求比重大于、甚至远大于产出比重。

　　18亿亩耕地需坚守

　　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耕地总数不足18.26亿亩，已接近18亿亩红线；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发达国家的1/4。

　　联合国对耕地有一个警戒线，人均耕地低于0.8亩的时候会发生生存危机。但目前，全国2000个左右的县里，有66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

　　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据，1996—2006年，全国耕地减少了1.24亿亩。这些减少的耕地大部分发生在南方，其中一多半是因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的稻田。

　　“土地失控！”马荣荣说，这是当前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些年中央以最严厉、最严格的政策来保18亿亩耕地红线。但到了县级再到乡镇和村一级，情况并不那么乐观，这些地方大多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搞城镇化、工业化，最难控制的是村这一级，尤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为甚。”

　　“保住18亿亩红线，这是一种理想，但能不能保住，这要打一个问号。”浙江省宁波市一位要求匿名的农业官员坦言，“失去的都是粮食生产条件最好的土地，占补平衡回来的土地大多很差，一般是到山地上开一点、荒地上开一点、滩涂上再围垦一点。”

　　农区工业化带来隐患

　　自2004年以来，为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中央逐步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建立起农业补贴制度，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传统的“财源”基本上“枯竭”。这进一步加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

　　为了缓解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中央不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支持，但这并没能带来多数粮食主产区与经济发达地区财力上差距的明显缩小。“国家每年补贴粮食主产县8000万。”但李国祥到下面调研发现，“经过层层‘盘剥’，最后真正到县里，大约只剩1000万。”

　　农区与工业化发达地区强烈的利益对比，也激发了国家重点农业县对推进工业化的冲动，希望借此改变粮食大县、经济弱县的尴尬境况。这样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对耕地的侵占，另一方面土地污染也成为了工业化的产物之一。污染会导致粮食质量和产量下降，甚至绝收。

　　中国科学院一项研究显示，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